女生提升气质每天必做的是什么三国志顾恺之与河泾庙

三十七:《三国志》

三国志之简略脱漏
三国时期因屡为人臣而丧命的诸侯
芦笛 从陈寿、裴松之合作的《三国志》看什么是“信史”

三十七:《三国志》

"辞多劝戒,明乎得失,有益风化"

  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,字承祚,巴西安汉(今四川南充)人。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一年(233年),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(297年),享年65岁。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,对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三传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。蜀汉时,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、东观秘书郎、散骑黄门侍郎等职,后受权贵排挤去职。蜀汉灭亡后,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、长平太守、治书侍御史等官职。陈寿还著有《益部耆旧传》、《古国志》等书,整理编辑过《诸葛亮集》,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。

  《三国志》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。全书共65卷,分为《魏书》30卷,《蜀书》15卷,《吴书》20卷,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。其中《魏书》1-4卷是帝纪,《魏书》其他部分和《蜀书》、《吴书》全部都是列传。

  《三国志》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,人们赞誉它"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","辞多劝戒,明乎得失,有益风化。"(《晋书》卷82《陈寿传》)这确实道出了《三国志》的特点。

 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。三国时期历史复杂,三个政权并存,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,是颇费斟酌的,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。《三国志》以魏为中心,为其帝王立纪,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,与《魏书》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。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,合起来则是三国史,用三国并叙的方法,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。这个作法,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影响。唐初李延寿撰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,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;元修宋、辽、金三史,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。

  三国志篇幅较少,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、军事形势,以及历史变化情况。陈寿以《魏志》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,作为全书的总纲。又分别以魏、蜀、吴三书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、发展及结束。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、董卓和群雄的四起;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,赤壁战后三国鼎立,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;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、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;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,等等,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。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:

  "《三国志》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,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"(《中国史学史教本》上册,第51页)。这话是很确实的。

 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,扬善而不隐蔽缺点。陈寿所处时代,各种政治关系复杂,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,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《三国志》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,但措词微而不诬,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。如建安元年(196年)汉献帝迁都许昌,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。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,这是隐讳。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,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,这就是微词了。另外,他在《荀或传》、《董昭传》和《周瑜鲁肃吕蒙传评》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。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,却不隐讳刘备、诸葛亮的过失,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。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。

  《三国志》取材精审。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,陈寿在《三国志·文帝纪》中,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。对孙策之死,舍弃《搜神记》等书上的妄诞传说,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。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,慎重选择的态度。

  《三国志》行文简明、干净。它常用简洁的笔墨,写出传神的人物。《先主传》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,当曹操说出:

  "今天下英雄,唯使君与操耳。本初之徒不足数也"之时,"先主方食,失匕箸"的记载,使刘备韬晦的心情,跃然纸上。

  《周瑜鲁肃吕蒙传》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,"方作书,落笔于地"的情态,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。书中写名士的风雅、谋士的方略、武将的威猛,大多着墨不多,却栩栩如生。

 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。他说刘备是英雄,曹操是人杰,孙策、孙权是英杰,诸葛亮、周瑜、鲁肃是奇才,庞统是高俊,程昱、郭嘉、董昭是奇士,董和、刘巴是令士,和洽、常林是美士,徐邈、胡质是彦士,王粲、秦宓是才士,关羽、张飞、程普,黄盖是虎臣,陈震、董允、薛综是良臣,张辽、乐进是良将,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。

  "明乎得失,有益风化",揭示了《三国志》的思想特点。

 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,有利于治军理政,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,保全身家。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,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。

 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。在《武帝纪》中记曹操破袁绍后,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,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。记曹不称帝时,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。对于蜀吴的称帝,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。从这种天命论出发,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,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。按陈寿的看法,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,谁建立了政权,谁就是天命攸归。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,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。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,只有这样,世族才可进退裕如,尽量免遭损失。

 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,对于诸葛亮、曹操、刘备、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。对于人事、人谋对历史事件、历史进程的影响,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,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。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《三国志》的矛盾特性。

 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。

 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,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。当城中内无粮草、外无救兵时,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,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。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,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,臧洪吩咐作成薄粥,分给全体将士,又"杀其爱妾,以食将士",感动得"将士咸流涕,无仰视者"。最后"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,莫有离叛"(《三国志·吕布臧洪传》)。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,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。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,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,好像是互不相容,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。顺天达命,袍笏登场,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,以保其荣禄富贵;忠贞节义,死而无悔,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,为主子而慷慨赴死。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,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。

  《三国志》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,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。

  《三国志》只有纪传,没有表、志,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,这是它的一个缺点。记事过于简略,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,是它的又一缺点。

  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弥补了《三国志》记事简略的缺点。裴松之(372-451年),字世期,南朝宋河东闻喜(今山西省闻喜县)人。他的《三国志注》引书200余种,补益了大量史实,人称《三国志》功臣。清代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:"一曰引诸家之论,以辩是非。一曰参诸家之说,以核同异。一曰传所有之事,详其委曲。一曰传所无之事,补其阙佚。一曰传所有之人,详其生平。一曰传所无之人,附以同类。"这个归纳是准确的。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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